编者按：陈庆英先生是我国著名藏学家，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为国内外藏学界所推崇，其虚怀若谷的学术品德更为众多藏学后辈所敬仰，有学者赞誉他“通汉藏著史集译注古籍十万函，究古今明学问传授桃李百千众”。本文摘编自《陈庆英先生著作目录初考》，作者陈立华现任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也是陈庆英先生的女儿，从她的追忆，我们认识一个父亲+导师的陈庆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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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父亲离开已经一年多了，我用了一段时间来接受这一事实。
图为陈庆英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办公室的留影
从小我就喜欢缠着父亲聊天，他总是很有耐心，不会因为我是小孩子就打发我，和他聊天总是轻松自在。即使后来逐渐长大，我还是经常和父亲信马由缰地瞎聊。父亲的工作很繁重，长时间伏案的间隙，疲劳的他会停下来抽支烟，如果我正好在旁边，这就是最好的下午茶时光，马上泡杯茶或冲杯咖啡，开始闲聊。那是我最喜欢的时刻，什么都可以谈论，历史、文学……似乎没有边际。如果抛却父女身份不论，爸爸的确是一位非常博学而严谨的思想导师，他从来不会轻易否定什么，但对他不认同的问题也从来不盲从，他会用柔和而谨慎的方式给予指导、支持，我曾开玩笑说我们上一辈子一定是师徒关系。本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对我来说他不仅是父亲，还是良师、善友。
父亲去世后，很多他的故友旧交和生前工作单位都对他的生平过往及研究贡献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追忆。很多事情是我之前所不了解的，但也并不意外，父亲骨子里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既有治学严谨求真、力求为学在实的一面，同时也有沉毅笃行、从容淡定的一面，使得他可以豁达清明、不为虚名所累。
图为2004年陈庆英先生在台湾讲学期间，于佛光山体验抄经
我记忆中的父亲和其他人追忆的形象稍有不同，这可能和父亲早年的经历有关。我的祖父陈昌明是广东台山人，抗战期间大学生涯几经波折，最终于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工作，与教会中学毕业、从事抗战宣传工作的祖母何利珊相识并结婚。父亲于1942年作为家中长子出生于四川南充。【作者注：父亲出生于1942年10月21日，身份材料误记为1941，后来一直未改。】2007年我曾陪父亲回南充旅行，我们找到了他出生地的旧址。据父亲讲述，当时接生他的是一位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医生，刚出生时没有生息，幸亏大夫经验丰富终化险为夷；我们还找到了当时为了躲避飞机轰炸，奶奶带着年幼的他暂居的寺院旧址；还在嘉陵江坐船逆流而上，前往江心小岛流连忘返，追忆他的童年时光。这趟旅行，父亲非常高兴，讲述了很多他小时候的趣事。
据父亲讲述，他5岁开始上学，成绩一直不错，但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当时家庭经济困难，初中时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学费和生活费，他会利用假期去从事开石、修路等重体力劳动。1958年祖父的弟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工作的六爷爷陈昌平和李汉佩伉俪为了不耽误父亲的学业，在自己家庭负担也颇重的情况下，仍主动提出要过继父亲去上海读书，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同年父亲跟随父母离开四川迁居青海，生活依然困顿。高中的最后一年，作为长子的父亲曾想退学，尽快参加工作以分担家庭重担，但好在他当时高中的沧石校长为他争取到了助学金，才得以最终坚持到毕业。多年以后父亲仍很感念沧石校长的恩德，多次提起。父亲的为人处事往往是对于自己受到的不公淡然处之，而对得到过的帮助念念不忘。高中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原因，虽然成绩名列全省前几名但还是差点读不了大学，不过父亲认为他自己的运气还不错，因为正好那几年青海为了加快本省建设，大搞教育，上马了好几所高校，父亲由此进入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学习，也正是因为这个机缘，父亲开始学习藏语文，接触牧民生活。父亲1965年大学毕业后等待分配，1967年被分配至海西德令哈的红卫中学当老师，按他的原话就是：“什么都教点儿。”
图为1997年8月，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后，两岸藏学学人在青海黄南州河南蒙旗考察，陈庆英先生（中）和与会部分学者合影
德令哈是个海拔3000米左右的新兴城镇，旁边是戈壁滩。父亲在德令哈遇到了我的母亲，因为母亲是青海的蒙古族，父亲还学会了说一些蒙古语。我小时候由于父亲读书老是不在家，我总缠着母亲问父亲的事情，母亲的描述中父亲是一个活泼而温和的人。德令哈当时有不少从内地来的青年人，母亲说父亲人缘很好，有很多的朋友，父亲也喜欢热闹，和他的朋友们在闲暇时经常会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还时常搞些创作，写写小说，也写诗歌，并以酒量好著称。后来母亲带我去中央民族学院探亲，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宿舍是两人间，他的室友是端智嘉叔叔，两个人的床底下堆满了空酒瓶，以至于一直有传言他俩都是在酒后写文章。我也很好奇酒后如何能写好文章，所以后来我还专门问过他这个问题，被他否认了，他说喝酒是喝酒，但写东西还是要专注的。那么多酒瓶是因为他们宿舍当时是同学们喜欢聚集的据点之一，他和端智嘉叔叔都是带工资上学，由于来自高海拔地区，算是工资相对高的，俩人又志趣相投、出手大方，喜欢当东道主，来喝酒聊学术的同学朋友也会不断带酒来添砖加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空酒瓶。作为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父亲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有差、民族不同、经历有别、学习氛围浓厚，聊天的内容涉及天南海北，如同在开学术沙龙一般，让作为听者的我也感觉非常有意思，心驰神往。
虽然父亲喜欢朋友聚会，但他从来不会因此疏忽家庭。母亲说我们兄妹几个小的时候半夜哭闹，他会主动披衣起床哄小婴儿，让母亲休息。我出生当年正好父亲去北京读书，他很体恤母亲的辛苦，尽量让我们的生活不枯燥。我们在德令哈的家是一个带着小院的平房，还养了一只猫，妈妈自己做酸奶，我每天都在疯玩。父亲特别喜欢捣鼓相机，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部海鸥牌照相机，给我留下了很多童年的印记。当卡带机风靡起来以后，他马上给妈妈买了一个，流行什么就带回来什么，当时家中经常萦绕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小小的我假期最盼望的当然就是父亲放假回来，因为永远不知道他又会带回什么新奇的礼物。虽然远在边陲之地，但也要我们拥有轻松快乐的生活，这是爸爸努力营造的家庭氛围。
图为陈庆英先生全家合影，拍摄于1982年
父亲会要求我要有礼貌，行为要得当，但他不是不分曲直。我小时候很调皮，虽然爱哭，但受不得委屈，和男同学打架也不会落下风，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责难过我。我们家是严母慈父的配置，印象中父亲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唯一会让他沉下脸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没有用功读书，所以当他严肃起来，我立马会警觉，乖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过父亲也不是古板不融通，以前的小学生不知道作业为什么那么多，一些重复的作业到睡觉时间也写不完，太出奇的时候会写到崩溃，父亲偶尔也会出手帮忙，他会说：“算了，你去睡觉吧。”然后默默拿过作业本尝试尽量用蹩脚的字迹唰唰开始写。我在小升初的阶段被查出近视，学校要求家长带着去配眼镜，以往一向配合的父亲却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深受高度近视之苦的他决定尝试点儿其他的办法。有半年的时间父亲经常下厨做爆炒猪肝等据说有食疗效果的民间秘方来拯救我的视力，这完全暴露了他的好手艺，各个菜品都好吃，全家都很开心，而且神奇的是我的近视竟然也真的没有再加深。只可惜父亲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很少再有时间一展厨艺了。
回忆父亲过往的点滴，他确实是一位特殊的父亲，我作为女儿，他对我的期待和培养从来与性别无关，他尊重每一个孩子为独立的个体，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子女都能学有所好、学有所成。他从来没有规定过我必须要做什么，虽然我开窍很晚又天性散漫，有一段时间还非常抵触别人知道我是他的女儿，因为我知道自己就算竭尽全力也无法达到他的高度，我只想悄悄地泯然于众人中，父亲似乎也了解我的小心思，从来没有给过我压力，只是给予我尽量多的陪伴和支持。
在西宁的时候，父亲空余做得最多的事是去书城，他往往会带上我，到了书城把我往儿童书籍区域一放，他就去看自己的专业书，我们各干各的，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下午，回家的路上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吃着冰棍的我是美滋滋的。后来我们举家搬到了北京，位于美术馆附近的三联韬奋书店和中华书局是父亲带我去过最多的地方，几乎每次都不会空手而返。从书店出来以后，父亲还会请我喝杯咖啡或者美美地饱餐一顿，他总是有办法让我热爱上书店和阅读。
当然，他也有诙谐的时候。多年前，有一次他来我们学校看我，学校临时给他安排了一场学术讲座。讲座很成功，结束时校报的老师让我去把这次讲座的演讲稿要过来，可是我实在没办法向校报的老师解释：父亲讲座时手里拿的那叠纸其实都是空白的。
我曾经因为父亲长期从事历史研究，而兄长们读大学时也都选择了历史专业而大放厥词，认为“一家人都学历史有什么意思呢？”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但是之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会将一些他认为写得好的历史学著作和论文推送给我，慢慢地让我自己意识到历史学的精妙之处，并且让我自己认识到曾经的狂妄无知。感谢父亲，虽然我没有受过历史专业的系统训练，但正是他让我领略到了历史学之美。后来当我开始攻读民族学硕士之后，假期回到家里，发现书架上多了几本民族学的经典之作；攻读博士期间转向宗教学后，跨越到完全不同的领域，感受到学业压力很大，和父亲也有过很多的讨论，那个时候父亲的书架上开始出现了宗教学理论的著作，愚钝的我当时以为这又是像小时候一样，是父亲将他认为我会感兴趣的书籍悄悄放在书架上，引导我自己去发现。但是当我打开书本之时，看到那些翻看的痕迹，才突然间明白过来，这是父亲想要了解和帮助我……父爱无声，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却总是默默地付出他能付出的所有。
图为陈庆英先生在调研途中
父亲文理科功底都很扎实，这使得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逻辑严密、言简意赅的特点，同时“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传统，不仅影响了中国一代代文人的风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父亲这一代学人。父亲的学术研究虽然以西藏历史为主，但不局限于此，对于藏传佛教、蒙藏关系、西夏历史、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等方面也都有涉及。父亲还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了众多集体项目，他的很多思考和创见多体现于集体成果中，个人得失往往不是他所追求的，相比较而言，他更关注整体的推进和长久的效用，这也是多篇关于他的回忆文章中时常被提及的。父亲的导师王尧先生师承近现代中国藏学第一代开创者之一的于道泉先生，父亲在求学阶段也同时师从东噶•洛桑赤列、王辅仁等学术大家，父亲在提到他的老师们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他们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质，比如很少计较个人名利、待人诚挚、醉心学术、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等。前辈为人处世的态度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后学。
除了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外，父亲学术生涯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曾有学者再三向我提到父亲与乌力吉老师合作翻译的《蒙古佛教史》的重要性，其实不止于此，父亲一直译笔不辍，正如李若虹老师所评述的：“陈老师还把一系列重要的藏文史籍，如《红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王统世系明鉴》《第三、第四和第五辈达赖喇嘛传》《章嘉•若必多杰传》等等译成了汉文。他的学术意识，对藏文史料孜孜不倦的研读和融会贯通的理解，使他在藏学很多领域得以开风气之先。”
由于父亲近40岁半路改行进入藏学领域，却在研究和翻译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曾有不同的长辈开玩笑问我：“你爸爸是不是都不睡觉？他哪来那么多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他所有成就的获得都是他勤勉努力日积月累的结果。1984年当父亲为了家庭团聚调回青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由于房间不够，所以将我的小床支在了爸爸的书房，小小的我半夜醒来总是会看到那个被台灯光晕笼罩的背影，翻个身再安心地睡去。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很早就意识到，纵然有天赋，也需要努力来加成。
我6岁时父亲用唐诗为我开蒙，教我的第一首诗是《游子吟》，等我学会了让我去给母亲背诵，妈妈一边择菜一边笑意吟吟地听我背诵的场景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后来，我再大些，父亲会从《古文观止》中摘选文章来让我读。父亲选择的诗词文章大部分都很严整，少年时的我喜欢的是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洒脱飘逸，但父亲更欣赏杜甫。杜甫的诗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过于艰涩了，那时候的我还不是很能理解诗词歌赋不仅是文字的华藻，也是诗人所处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写照。父亲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我守在他的床边，我俩边看着电视边聊着天，正好电视节目中在重播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纪录片沿着杜甫生前的足迹回顾了诗圣颠沛流离的一生，中间穿插着杜甫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诗作，父亲看得很仔细，还时不时会将纪录片中没有出现的杜甫的其他诗作信口诵出，我也终于到了可以理解这些诗作的年纪，我们很认真地看完了纪录片。那天他的精神很好，我们从杜甫谈到了唐宋诗词，谈到了安史之乱，一直到宋元明清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当谈论这些话题时，父亲的精神似乎完全离开了病榻，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仿佛是自带一个小宇宙，神采奕奕地沉浸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并且再一次邀请我也进入到这个美妙的世界中，虽然我只能在山底漫游，但很感谢藉由他的引领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星辰。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当年祖父给父亲起名字的时候或许也考虑到了这层意思吧。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也正是他教会我自知自胜的道理。对我来说，他就是最完美的父亲。（中国西藏网 文/陈立华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2期，此为跋文，内容略有调整。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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